刘心武：抚摸北京——亲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
50年代老北京纪实录像
纪录片：曾经的老北京城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三岁后住在重庆，八岁那年，跟随父母从重庆迁到北京。由那以后，便一直定居北京，经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时期，直到如今渐入老年，已达半个世纪之久，所以，我虽不是“土生”于北京，却可称得上是“土长”在北京了。
关于我自称“定居北京半个世纪”这一点，曾引出过质疑，比如一位海外的汉学家就问过我：你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上山下乡”吗？没有“下放锻炼”过吗？没有去过五七干校吗？他知道我出生于1942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该是二十四岁，按十九岁上大学算，如果是五年的学制，我那时应该大学快毕业而尚未能分配工作，在卷入“红卫兵”运动之后，应该是有一段离开北京的“上山下乡”或“下放锻炼”的经历，至少得一两年；如果我在1966年以前已然分配了工作，则又难免有下放到外地五七干校的遭遇；因此，我的“定居北京”，怎么说也该是断续的。可是，我的实际情况是，户口自1950年后从未迁离过北京，1966年以前既没有到外地上大学，也没有被派往外地参加“四清”，1966年后也没有上山下乡或下部队或到五七干校锻炼，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年年都有国内或海外之游，但最长也都不足三个月。在我八岁后的生命史上迄今为止，没有连续三个月双脚不踩北京地皮的情况出现过。这就使得我，对北京从此刻前溯，差一点点就满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具有最充分的“现场感”，我的观察体验，身历憬悟，一旦用文字“侃”出，也许，其“一手”的资料价值，总还不可抹煞吧。
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重庆海关的职员，我家住在长江南岸，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海关划子”（一种小的机动船）摆渡，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嫌我在家淘气，而那时附近并没有托儿所，只有一座海关子弟小学，于是她将那所小学权当托儿所，把我送去上了一年级，那是1947年，我只有五岁。父亲在国民党的海关里，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过从甚密，对他们很起了些掩护作用。1949年10月1日，北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重庆还没有解放。父亲跟地下党一起，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保存海关物资的工作——我曾以此为素材，拓展想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嘉陵江流进血管》——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到后，重庆海关成立接收小组，成员除了军代表和公开了身份的地下党员以外，还特别吸收了我父亲参加。那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立即调用重庆海关的原地下党员到任，而他们又特别推荐了我父亲，去担任新海关统计处的副处长。于是，1950年初。父亲以兴奋的心情，携母亲和我的小哥、阿姐和我，先乘江轮到武汉，再乘火车抵达北京。
到了北京，暂时把我们家安顿在东交民巷的海关机关的一座洋房的地下室里。我因为上学早，因此也许比同龄的孩子在感知身外世事上较为敏锐。刚到北京时，正值寒冷的冬日，呆在屋子里，也仍然冻得够戗，偶然跟着大人外出走走，只觉得街道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对比于重庆南岸四季有绿的风光，真是不喜欢。那时小哥、阿姐和我一时都未能解决转学续读的问题，窝在家中，一起嬉闹时，常常故意学着父亲的腔调说“北京好着呢”以为讽刺。
父亲和母亲在重庆带着我们奔赴北京时，的确频频地向我们宣谕北京的佳妙。他们虽祖籍四川，很小便随我爷爷到了北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婚后才离开北京。他们壮年时得以回来，大有重归故里之感。我们一时却难以共鸣。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前门某胡同，一座大四合院里，探视某昔年的故旧，那破败的门牖，纸制的窗帘，烧煤球用以取暖的，比我身体还胖大的“花盆炉子”，以及一节套一节弯出窗户去的黑铁皮烟筒，还有大砖炕上半身不遂的、戴着旧式黑绒帽、喉咙里呼噜呼噜总涌着黏痰的胖老太太，炕头放着的齐我大腿跟高的、长脖细腰的黄铜痰盂，连带着弥散在他们屋子里的羊肉茴香馅饺子的气味，都铭心刻骨地让我感到与之格格不人。那该是旧北京的残存景象之一。
没过多久，海关总署为我家安排了正式宿舍，在钱粮胡同三十五号。现在那条胡同的外观变化并不很大。但我们住过的那个院子，经重新编排门牌号码，已不是三十五号了。那是一个不仅有外院，有垂花门通进去的，院心栽有四株西府海棠的漂亮内院，而且还有后院、侧院和花园的，很大的一座宅院。据说汉奸当权的敌伪时期，那座院子一度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我家所入住的那套住房里，便留下了明显的“和式”格局。我随父母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十年，从八岁到十八岁。这个院子不仅是我从童年、少年向青年时代过渡的生命空间，也是我心性发育的重要载体。那院子使我逐渐喜欢上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市民生活，我家门外那高大的合欢树（即马缨花树），我家后窗外仲春时几乎要把花枝伸到我床头的西府海棠，后院那需要三四个孩子才能合抱的古槐，还有分布在好几处，每到秋初全院孩子都会为收获、分配其上果实而激动的枣树、核桃树，都扎根在了我的心灵中，永不会枯萎……
住到钱粮胡同以后，我先在胡同南端的私立耀华小学插班。至少到1953年左右，那时还有很多的私营机构，从私人工厂、商店、电影院到私立学校。我家附近当时的蟾宫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就是私营的，记得家里大人曾带我去那里看过费穆导演的、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和美国好莱坞的彩色歌舞片。虽说我上学早有早慧的可能性，但那时这样的电影只能让我没看完第一本便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抗美援朝以后，美国电影被驱赶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戏照唱，家里大人全是戏迷，带我看了不少京剧以及评剧（那时叫“绷绷戏”），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从大鼓书等曲艺形式攒合而成的曲剧，我由此不仅知道了“四大名旦”，也知道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以及新凤霞、魏喜奎……
我大约从1951年起转入了隆福寺街上的公立隆福寺小学上学。隆福寺街与钱粮胡同平行，我每天上学要来回穿过隆福寺两次，那时隆福寺除了前面的头层殿堂早已焚毁外，其余的殿堂大多完好，而且主持喇嘛也还住在里面；殿堂外的甬路和庭院、隙地，则是一个每天都营业的露天市场，由当年逢一定的日子才开市的庙会发展而成。北京在我眼前展开了她那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一面。隆福寺露天市场里那些千姿百态的绢花、巾帕、鞋袜、古玩、杂货，那些千滋百味的豆汁、面茶、灌肠、炒肝、驴打滚、艾窝窝、三鲜肉火烧，那些千奇百怪的掼跤、开弓、魔术、杂耍、拉洋片、“小电影”，常常使我眼眩神迷、津液横生、流连忘返，也许，那确实耽误了我若干功课，然而，也积淀了我后来描摹北京的本钱。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许多的作品，那想像的空间，都由此生发。长篇小说《四牌楼》里，有一个曾独立出来，以《蓝夜叉》为题，作为中篇小说发表的章节，里面便融会进了我少年时代的这段生命体验。
怎样来向一位对北京不甚了了的人侃北京？我不想引用种种现成的资料，更不想来回来去地叙说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胜古迹：长城、故宫、明十三陵、颐和园、圆明园、香山八大处、太庙、天坛、北海、景山、雍和宫、白云观……是的，由明成祖监建的北京城，其以中轴线为铺排的大格局到如今依然线条分明，黄瓦红墙的皇权建筑和神权建筑大体完好，从空中鸟瞰，半城宫墙半城树，几片碧水棋格街，气魄非凡，举世无双，那是写多少本厚书，拍多少幅照片，也表达不尽的。我倒想对那些有可能在北京多流连一时的外地人建议：若想深入地体味北京，不妨用相当的时间，去亲近上述所列举到的项目之外的、北京的某些“小风景”。比如，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的智化寺去，听听那独特的佛教音乐；到南城的法源寺去，赏赏其满院的丁香花；到动物园背后的五塔寺去，观观奇妙的石雕艺术；到建国门边，登上古观象台，赞叹我们古人与宇宙那“天人合一”的亲和关系；到隐蔽于古城深处的恭王府花园，去领略《红楼梦》大观园的意境神韵……
北京是古色古香的、幽雅神秘的，也是静穆温煦、易于亲近的。
“北京好着呢！”这话再由我口中喊出时，是掏自肺腑的赞美了。
我目睹了北京城的变化。1956年以前，北京的种种变化，常在我家引出由衷的赞叹与喜悦。记得，人民政府首先疏浚了北京的水域，从西北部的积水潭，到什刹海，到北海、中海和南海，这大面积的湖水，都进行了彻底的疏浚整治，使其从杂草丛生、污泥淤积、垃圾围绕的状况，迅速变为了水波潋滟、绿树环合、铁栏齐整的崭新面貌。北京在历史上是座通航的水城，元代时，中型的运粮船可以顺大运河以及进城的河道直抵什刹海码头；并且，从现今南城犹存的水道子、河泊厂、三里河等地名，可以想见，有些区域甚至颇具威尼斯、苏州那类水城的风姿。50年代初，人民政府对北京的水域该疏浚的疏浚，该填埋的则填埋，南城的那些已然无疏浚价值的烂泥沟就都改造为阴沟加以掩埋，还为附近居民开通了自来水。老舍先生的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相关的故事。后来又大规模疏浚了北京城区主要街道下面的下水道，我家附近的东四牌楼就一度“开肠破肚”，大肆整治。父母说起这些事，跟《龙须沟》里面程疯子等角色一样，笑得合不拢口。
同时，北京的公共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原有的有轨电车，修整了轨道，添置了新车，又不断开辟了新的公共汽车线路，还大力发展了无轨电车。我小学毕业后，到北新桥附近的北京二十一中上初中。那原本是一所教会学校，我考取前才随着政府的全面接收私立中小学而成为公立学校，它离我家较远，上下学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因为公共交通发展很快，学生月票又极便宜，所以来来回回的也不觉得怎么费事。二十一中原有两座具有欧陆风情的灰砖楼房，记得一座顶部还有西洋式的钟楼，可以拉索敲钟，但那时已然非常老朽，甚至走在楼梯上时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于是政府很快投资修建新的教学楼，那时几乎座座学校都在盖新楼，有的新开办的学校干脆平地起新楼。我从二十一中毕业后，到骑河楼街的六十五中上高中。那便是一座新中国兴办的，只有高中的新学校，它的教学楼呈“工”字形，顶层有镶嵌着高级软木地板的体育馆；教室宽大敞亮，那时已是前后均有玻璃黑板，课桌椅是非常特殊的连体式，每个教室对面还配备着供学生存放衣物的储藏室；教师休息室里则配置着镶绿呢的台球桌；有人或者以为那是“全盘苏化”的产物，不尽然。据说那是按照当时民主德国（东德）中学的模样建造配置的，而民主德国的讲究程度，是胜于苏联的。当时学校里有一个特殊的荣誉班级，命名为“威廉·皮克班”，威廉·皮克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德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他似乎在我到六十五中上学时就去世了，接替他的领导人叫乌布利希。我上高一时，乌布利希来访华，还特别莅临六十五中，我们师生在楼前排队鼓掌欢迎，他很随和地和一些自动伸出手去的同学握手，那情景如今还宛在眼前。在我的中篇小说《大眼猫》里，融解着那一段生活的某些甘甜与苦涩。
北京的文化设施也在不断地兴建。我在六十五中上学时，来回也还是要穿过隆福寺市场，它逐渐从露天形式变化为大棚形式，后来又进一步变化为通行的室内商场形式，这且暂不说它。
我要说的是，在穿过隆福寺商场前后，我照例要经过首都剧场，那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用剧场，那剧场据说也是当时的民主德国援建的，即使到了90年代，它变得老朽而必须彻底维修了，但它那设计的风格，宽敞的前厅，合理的出入口，音的效果，颇有气派的电动转台，典雅的预告开幕的钟声，实用的卫生间，等等，都依然赛过嗣后建造的许多剧场。我那时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竟在那个剧场看遍了北京人艺所演出的几乎所有的剧目，从难忘的保留剧目到演过就算的、应时应景的、过眼云烟般的速朽剧目。
我上到高三时，北京开始兴建“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广播大楼和工人体育场（馆），那可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不仅历经多年风雨而依旧巍然屹立，其中有些建筑，如民族文化宫和电报大楼，其设计在美学造诣上也堪称成功的典范。
那时，北京旧城区除了天安门的展拓，以及为了发展现代化的交通，不得不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以及地安门、三座门等实在妨碍汽车、电车畅通的古建筑外，大体保持完好。在京城西面，正根据梁思成等专家的建议，营造着“新北京”。
那一时期，尤其是建国头七年，我上到高中的时候，北京真是欣欣向荣，而且，世界上，从东欧到苏联到中国到朝鲜、越南、社会主义阵营连成了片，仿佛盛开的硕大的花朵，那时候，像我那样的青年人，除了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真是不作第二想，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青年，更是无比自豪。我觉得黄蜀芹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青春万岁》里，那最后的一组汽车奔驰在西郊大杨树掩映的公路上，青年们互相喊出充满希望的豪言的镜头，在传达那一历史时期青年人的主流情绪上，非常的准确。我那时每当行进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上，望着那些白杨树时，心中便洋溢着那样的激情。
1959年，我十七岁时，便高中毕业了。那时我还并不知道父亲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由于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旧海关的某些规章制度值得借鉴，而新海关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应予改进，事后从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调往外贸部编译室搞起了资料工作，是因为内定为“中右分子”，需“控制使用”的缘故。这本已影响到我考大学被录取，我自己又因遭人暗算，更遭致操行评语里有“不宜入大学深造”一类“建议”——详情在我于1999年出版的《与林同在》一书中有具体披露，此处不赘——所以，我没能进入自己所向往的大学。要不是那一年师范类院校开头未能招满，从而再从已淘汰的考生中拣拾回了一些，我可能连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也上不成。
南横街
它原是北京师范学校，地址在外城宣武区南横街。这样，它也就成全了我，连大学也留在城圈里上。
从1959年入学到1961年毕业，那两年我的生命轨迹基本上在师专左近游动。那里离菜市口很近，是清代行刑的地方，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就牺牲在那里。
牛街清真寺
那附近还有回族聚居的牛街。在我们师专对面，有解放后新修的一座伊斯兰风格凸现的伊斯兰教经学院。那一带地方，贫苦人家较多，京腔京韵更浓，显示出北京另一面的风情。
北京城原来分为以皇城为中心，皇城西边多贵族府第，而皇城东边多富商豪宅（其实不尽然），大致呈正方形的内城，和前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近年来常被合称为“前三门”以南的，大致呈矩形的外城。现在这内、外城都在二环路内，分为四个行政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我1950年至1960年所住的钱粮胡同，所上的学校，所出没的隆福寺、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东皇城根、骑河楼、王府大街……都属东城区。1960年，我父亲调往张家口工作，母亲随往，北京没有留房，我只得把师专宿舍当做自己的家，那两年活动在南横街、烂漫胡同、虎坊桥一带，那属于宣武区。
什刹海
1961年我从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十三中工作，那本是辅仁附中，在什刹海附近的李广桥斜街，后改称柳荫街。我先住在西煤厂宿舍，后搬进学校本址里住，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并娶妻生子，搬到柳荫街一个小杂院里，住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在那里写出了我的成名作《班主任》，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了文坛，并在1979年，第一次坐上了飞机，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罗马尼亚访问，第一次看见了大海，看到了人家国家边上的黑海。我也就在这一年，从柳荫街搬到了北京东南方一个叫劲松的新居民区。在十三中的那十几年里，我熟悉了那一带的市民生活，我那一阶段所来来去去的地面，什刹海、银锭桥、钟鼓楼、烟袋斜街、鸦儿胡同、花枝胡同、羊角灯胡同、三不老胡同，等等，都属于西城区。
钟鼓楼
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就是以那十多年的生命体验为主，结晶出来的，其中有关四合院的描述，当然也还动用了在钱粮胡同居住所积淀的印象。1975年我从中学先是借调，后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编辑，工作地点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由此我又熟悉了崇文区的花市、榄杆市、东四块玉等地面。你看，我这半个世纪转来转去，把北京城圈四个区，可谓是“十二栏杆拍遍”了！
在北京十三中当中学教师时，我是很卑微的一种存在。我就是教书，有时当班主任，因为不是党员、干部，所以不会抽调我到远郊搞“四清”什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里乱作一团，那些糟心事就不去说它了，但因为我并非学生，所以也轮不到我“上山下乡”。后来“复课闹革命”，因为反“师道尊严”，学校的玻璃窗几乎都被砸光了，但我们当教师的也只能是夹着尾巴，勉强维持。中学是很小的社会单位，哪里能到外地设五七干校，所以除了短期到市郊劳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城区。记得大概是1970年年初，满北京城的国家机关干部似乎都在限期奔赴五七干校，一时间北京所有的旧货商店塞满了干部们惶急中处理掉的家具，往往店堂里放不下，就直接摆在店门外的人行道上。
那时北京郊区一些成分好不怕事的农民，便赶着大车进城搜罗这些便宜货，往往三五块钱便能买去一张饭桌，十来块钱便能买下一架带镜子的大衣柜，构成那一历史阶段北京街头的奇观——恐怕也只有我这样的，既没下“干校”任务，又尚未成家、无购物欲望的芥豆人物，才得以对之冷眼旁观、暗中叹息吧！
文化大革命噩梦醒来，睁眼一看，呀，北京的城墙，怎么几乎荡然无存了啊！再去隆福寺，天哪，所有的庙堂，其中所有的文物，以及附属的古老房舍，竟也拆除得星渣不存，包括我在《蓝夜叉》里写到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最瑰丽奇特的藻井，也湮灭无踪！
因为净忙着搞一波狂似一波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建设事业停顿，北京市民长期积压的住房紧张问题造成了原来大体上还看得过去的多户合居四合院，家家户户争地皮，搭盖小房子，致使绝大多数的胡同四合院，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呈现出惨不忍睹的混乱、破败景象。1949年以前，关于北京四合院风情曾有“天棚石榴金鱼缸，先生肥狗胖丫头”的说法（“先生”不是指男主人，而是指主人雇佣的“账房先生”或“门房先生”），到这时基本上荡然无存。栖息我生命的北京啊，你令我心疼！
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还是爱我的北京。记得在冰心的早期文字里，读到过她爱万丈沙尘的北京城的句子，她那时在美国留学，属于很新派的女性，也曾用她那生花的妙笔，细腻地描绘过她所就读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洁净、绮丽的风光，令人艳羡、向往，然而，她却在文章里动情地说，她依然爱着北京，而且是万丈沙尘的、生态状况极其成问题的北京！
往昔的北京，素有“雨来墨盒子，雨后烟灰缸”一说，即使到了90年代的今天，春天仍时有沙尘天气，天上落下的不是雨滴，而是黄沙泥尘，这当然可以就环境保护问题作许多的文章，可是，抛开环保问题，我也要说，即使这样的北京，我也爱。
一个生命，他爱一片土地，往往极有道理，却又用不着“讲理”。
我也不仅是爱北京这片土地，我更爱北京人。我这里所说的北京人，主要指胡同杂院里，那些最普通的北京市民。我在《钟鼓楼》里，表现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一份自然流露的温情与人际磨合中的圆通。在表现90年代新北京人的新状态的长篇小说《栖凤楼》里，我又着重揭示了北京人精神世界里的某些新的生长点，比如他们不得不抑制怀旧情绪，去应付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现在有许多试图对北京人的性格“一锤定音”的说法，比如以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例把北京人的共同性格定位于“善侃”，就是既好客、开放、热情、多嘴多舌，又未免沾沾自喜、夸大其词、吹牛没商量。
北京人是一种多元存在，就老北京而言，我以为我在中篇小说《如意》里，通过校工石大爷所体现的憨厚善良直率坦荡、必要时不顾后果挺身而出，以及清朝皇族末代格格所体现出的贞静多礼恬淡隐忍，关键时不惜抛弃功利倾心相许，是比较典型的品格。就新一代北京人而言，则长篇小说《风过耳》里的那几个青年男女，他们或见多识广、满不在乎，或焦虑犹豫、热衷于形而上思辨，则可能较具代表性。
所谓“冠盖满京华”，北京那“官本位”的价值观念，既外化为许许多多的社会景观，也沉淀在人们的心底里。80年代初，我作为编辑到上海组稿，走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下面，觉得街景很洋气，可是，令我惊讶的是，街道上的小轿车密度不高，而且车型都很落后，远比不了北京大街上那种进口轿车亮锃锃地奔来驰去的阔绰堂皇，这是怎么搞的呢？后来才恍悟，这是因为北京充满了中央机构，光是部级干部，就数点不清，司、局级干部那就更多了，按“官本位”的待遇规定，部级干部都可配备专车，司、局级干部其实也都可以把机构车队里的小轿车敞开了使用，那时还没有限定必须乘坐红旗、奥迪等国产品牌，所以大都置备的是从日本进口的皇冠、公爵等豪华型小轿车；而上海呢，市委书记和市长也才只是个正部级罢了，以此往下类推，就是在上海很重要很威严的机构，其行政级别也不能不“矮”了下去，难与北京的众多机构平肩，因此，在配车上，也就只能相对地“因陋就简”一些，结果，两座城市街道上的车流景观，也便具有了不同的“风格”。
到了90年代，北京出现了马路上黄汪汪一大串“面的”游动的景观。所谓“面的”，就是用微型小面包车充当的出租车，它们大多矮小单薄，里面没有空调，冬冷夏热，而且所排放的尾气含毒量大，污染着北京的大气环境。堂堂京城，怎么出租车竟如此丑陋寒酸？上海、广州的出租车，就很少这种“面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关键的因素是，北京作为一个“官本位”的城市，它的大小官员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或有专车使用，或可很方便地从本机构往往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车队要车，进入市场经济后，各种公司更都有很漂亮的小轿车，而且不受“只能使用国产车”的限制，以致炫财斗宝般配备进口豪华车，各类公务员办事，也可以很容易地“借坐”这类车辆，所以，恰恰是在北京，一般的无官非吏的市民，他们才是出租车的主要消费者，而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面的”虽简陋，毕竟是汽车，坐上去总比坐三轮车体面，且收费较低，省时合算，也具有深入到胡同深处的功能，与他们好面子又图省钱的生活习惯、心理定势相契合，故而大受欢迎。许多的出租汽车公司，也乐得以投资低、回收快的“面的”为其主要的，甚至惟一的车型。我曾在南方一个很小的县城，看到那里的出租车全是奥迪、桑塔纳，开头很吃惊，后来一问，也便释然——原来那里的出租车的主要顾客是当地的干部，他们的行政级别都很低，不可能有专车伺候，机构也不好公然花钱置备一个车队，但他们“因公”“打的”，一律可以报销，故而支持县里某些经商的朋友，成立以他们为主要顾客的出租汽车公司，实际上那也便是他们的变相专用车队。
北京的“面的”因尾气问题，已在最近被强行淘汰，但替代它们的，一时也大都仍是较寒酸的夏利小轿车。因为一般较有身份的干部，仍用不着打“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有一回，某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那专车半道坏了，于是转乘他的出租车，快到那条单行道的出门口时，他问那位干部怎么走，那干部只是说：“回家呀。”他问：“您家在哪儿？怎么走？”那干部竟一时语塞，该决定往哪边拐了，还说不清，只是强调“回家”……最后他不得不绕一圈回到那干部专车抛锚的地方，跟那焦急地等待救援的司机详细打听：“究竟这位大爷的家在哪儿？该怎么走？”……
当然，北京的官员，现在应称为公务员，各色各样，不可一概而论。我在《钟鼓楼》里写到了一位张局长，又在《栖凤楼》里写到了一位副部长，都属于既有责任感又富有人情味的廉吏形象；在《风过耳》里则刻画了好几个寡廉鲜耻、卑鄙猥琐的京城官僚；要侃北京人，不观察、剖析公务员群体，绕过他们，那是不能及格的。
常常地，在睡梦中，感到自己飘升了起来，而且气化了，仿佛飞翔在北京的上空，鸟瞰着心爱的京城，往昔在这个城市里的沉浮歌哭、酸甜苦辣，种种细节，“定格镜头”，一时都无序而联翩地涌到心间，于是感觉自己能伸出既有形又无形，不成比例却功能具备的双手，去抚摸北京，拥抱北京……而最令人激动不已的是，往往会生动地感觉到，北京，她也伸出气化的，既无形又有形的双手，如母亲般，回抱我，摩挲我，爱抚我……最终，我融进了北京，而北京那母亲般的胸怀，也毫无保留地吸纳了我。
是的，北京，你不仅是镶嵌我生命的镜框，也是我生命活力的源泉，对你，怎一个“爱”字了得？
本文选自《心里难过》，刘心武／著，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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